弟子留美归来
大概就在那时，让女儿
从事中学教育工作三十多年，带过的学生数以千计，让我喜爱让我感动让我欣赏的学生也为数不少，但我在这里特地记一笔的这两个学生是很特殊的，因为他们不仅受到我的喜爱和欣赏，而且还通过他们的人生经历给了我不少启发，这启发影响了我的思想进而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我的某些决策。
这是我最早的学生中的两位。他们是来自赤贫家庭的哥儿俩，哥哥叫张佐堂，弟弟叫张佐臣，我先后给他哥俩教过语文和当过班主任。他俩在贫穷的激励下都学业有成，改革开放后又双双读了
那张佐堂不但学习努力，而且智力超群，尤其我的语文课，他学得很出色。但最早引起我注意的却不是这些，而是他那不同于一般山里孩子的性格特征。
我接触过的山里孩子大多都表面淳朴而羞涩，实则粗放并带着野性。他们喊“报告”进老师的屋子时，常常是小心翼翼地，或者是羞羞怯怯地顺着墙根挪进来，但
但张佐堂第一次进我的屋子却让我一下子就想到了“温文尔雅”这个词。他完全像个旧时书香人家的子弟。进老师的屋子后先彬彬有礼地鞠个躬，出老师的房间时再彬彬有礼的一鞠躬，然后原地退后一步，再转过身不慌不忙地走出去。这使我一度以为他的父亲或是他的祖父可能是“秀才”出身，或者是落难到农村的文化人。然而“调查”的结果却使我非常意外，原来他的父亲竟然是个文盲。
有哪个当老师的不喜欢优秀学生呢？我自然希望张佐堂最终能“皇榜高中”，谁知我这得意门生却连高中都不肯读。
初中毕业时，他来辞别说：“
我非常惊讶，也十分不舍，就竭力劝他接着读高中，然后回乡接受再教育，再然后争取被推荐上大学，再再然后走上工作岗位，挣钱养家，报效国家……
但态度谦恭的佐堂并没有听从我的劝导，执意回生产队务农去了。
当我就此事向我的同事表示感慨和遗憾时，有了解情况的本地老师告诉我，张佐堂家弟兄姊妹多，生活贫困，他的弟弟又要读初中了，他早回乡帮家里谋生活，这也是比较实际的一种选择。
听了这话我心里泛上一阵苦涩，但也说不出什么来。
张佐堂毕业后，他的弟弟张佐臣又恰好分在我的班里。张佐臣与张佐堂一样，也是非常聪明好学的学生。隔三岔五的，佐臣还带来他哥哥写的一本又一本的新诗，请我给予指正。那些新诗多数落笔在用过的废旧作业本上，但都抄写得规规整整。看来张佐堂回去劳动也没有放弃学习，这让我感到宽慰。
等到张佐臣初中毕业时，我也正好调到固原南郊中学了，从此便与这哥儿俩失去了联系。后来辗转听说张佐堂回家后先放了一段时间羊，接着便考上了“社来社去”的师范班（社来社去：即从公社来又回到公社去，不分配工作，可以在本公社做民办教师），师范毕业再次回到家乡，当了一个月薪七元
张佐堂大学毕业后在固原二中做英语教师。
一九八五年，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六年，中国与世界上的头号帝国主义国家美国的联系也越来越正常了，位于祖国偏僻一隅的宁夏也有了向美国派遣教师交流学习的机会，而更令我意想不到的是，我的弟子——从固原那贫瘠的西山里走出来的张佐堂，居然也不知天高地厚的报名应征这一派遣名额。
张佐堂原本是没有希望的，因为这来之不易的派遣名额据说早已“内定”了。然而那老美却由不得中国单方“内定”，他们派员来亲自考察中方所派遣的教师。考察的现场就设在宁夏的首府银川，应征人员依次被美方官员叫进去谈话。在问完必答的常规问题后，应试人可以有几分钟的即兴谈话。
张佐堂的即兴谈话是讲了一个在中国流传非常广泛的古代笑话。说的是某朝有一个人，他的父亲曾中过状元，他的儿子也中了状元。于是这个人对着父亲时便会得意洋洋地说：“我的儿子比你的儿子强，他中了状元，而你的儿子什么也没有中过。”等他面对儿子时却又趾高气扬地说：“我的老子比你的老子强，他中过状元，可你的老子却什么也没中过。”
等张佐堂用流利的英语讲完了这个故事时，那美方的主考官已经笑得前仰后合。既然口试已经征服了美方的主考官，接下来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张佐堂这个没有任何背景的山里娃便成了宁夏固原第一位公派赴美学习的教师，也成了我的弟子中第一个
一年后，张佐堂怀着急不可待的心情返回中国，当飞机飞到了祖国的领空时，佐堂流泪了。回国后的佐堂决心用在美国学到的先进理念为自己的祖国贡献自己的毕生力量。他先是在他原来的单位固原二中继续教他的英语课，不久就被“提拔”到县教研室做了中学英语教研员，与作为中学语文教研员的我成了同事，同时，时任县教研室中学组组长的我也是他的“顶头上司”。从此，同处一个办公室的方便使我有好多次机会听他介绍在美国的生活经历和思想经历，这大大的增强了我对于西方国家的好奇性，也大大增进了我对西方国家的了解。
听他讲美国百万富翁的儿子课余时间挨家送报纸挣钱，寒暑假里上街擦皮鞋挣钱。孩子年满十八岁后，学费、生活费都尽量自己挣钱解决，实在解决不了可以打借条向父母借贷。
听他讲美国做父母的尚有劳动能力时，便不能坐等子女养活，必须自力更生。
听他讲美国总统退位后可以去从事任何普通的劳动，破了产的大企业家可以从最底层的劳动开始，重新创自己的事业……
从那时起，我知道了西方人并非像我以前所知道的那样看不起劳动和劳动人民，相反他们是很崇尚劳动的。我也知道了西方人与中国人有着根本的共同点，那就是都想过富裕的日子，但不同的是他们想通过劳动挣钱过上好日子，而中国人却希望通过不断的“打土豪均财产”来改善自己的生活。可是，直打到再也不出现土豪了，连资本主义的尾巴都被彻底割掉了，我们又怎么办呢？这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思考的问题啊。
大概就在那时，让女儿出国留学的念头便在我的心里萌生了。
十年以后，年已三十九岁的张佐堂又一次赴美留学。起步需要的学费和路费都是靠“民间借贷”筹集的，这民间借贷有的是借一还二，最多的甚至借一还四。这些债务后来都是靠他在美国的课余打工逐步偿还的。当然优先偿还那借一还四的，最后再还那利息较低的借贷。
二○○○年
“你大概很难相信我又在攻读第三个硕士学位吧？我现在一
我回信建议他回宁夏来做手术，因为国内毕竟医疗费还比较便宜。佐堂也思乡心切，就真的回来在宁夏附属医院做了结石摘除手术。但“西部开发”的局面却使他留了下来，再也没能到美国去接着完成他全部的硕士毕业论文。我曾为他遗憾，他却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如果回来迟了，别人就把西部开发完了，自己便使不上劲儿了。”
不能否认，我这位弟子是一个非常有责任感的人。他虽然已经从那赤贫的土地上站了起来，但他永远不会忘记那里至今还生活着他的一些弯着腰的乡亲们。他感到自己对他们有一种难以摆脱的责任。所以他虽然有过很多次机会可以使自己远离那块赤贫的土地，但他却一次又一次地“错过”了这些机会。
早在上大学时，他的未婚妻曾在信中对他说，家里每人每月有13斤救济粮。但这位识不了几个字的姑娘表示“13”这个数字的方法却是将“10”和“3”拼接在一起，结果就写成了“103”。
那时张佐堂完全有机会也有条件抛弃家庭包办的没有上过学的未婚妻，但他没有这样做。尽管接到未婚妻那让人啼笑皆非的信使他很苦涩，但他还是没有启动另找女同学做未婚妻的念头。
第二次赴美读书时，在转专业的空档里，他曾在美国找到了职业，完全可以滞留不归，但故土祖国的种种情结还是将他牵回到这片依然贫瘠的土地上来。
在我的记忆中，他那简陋的家里不仅住着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而且常有农村的乡亲来借宿，他家的饭桌上也常常要加几双筷子，接待着那进城办各种事宜的乡亲。非但如此，他还要从自己那一人养活四人的拮据经济中拿出钱来，替那得了重病得不到救治而找上门来的穷乡亲们垫付医疗费等等。
我向来认为人的乐观是需要底气的，这底气不是物质基础，而是在艰辛中锤炼成的坚韧；人的幽默是需要基础的，这基础不是通常说的口才好，而是在求索中增长起来的智慧。张佐堂的例子似乎进一步向我证明了这一点，因为从赤贫中走出来的他正好具有一个豁达乐观而又机智幽默的性格。
还在佐堂留美回来不久时，固原街头突然出现了两个年轻的傻不啦及东张西望着的洋鬼子。那时固原还属于不对外开放的地区，从不接受外国人来旅游参观，所以这两个洋鬼子的行迹立即被警惕性很高的革命群众报告了公安局，公安局便将他俩“抓获归案”。他们拿出护照为自己辩护，但公安局却无一人能听得懂他们所说的“鸟语”，就没收了他的护照，派人请佐堂来做审问翻译。经过佐堂的讯问，知道这两个洋鬼子是美国西部牛仔，自费来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旅游，看到地图上的固原须弥山，就盲目而侥幸的从长途汽车站买到了赴固原的车票，没想到一走上固原街头便被公安部门截获了。
听了佐堂的翻译，公安部门初步判断这两个外国人不是“狗特务”，就松了口气，考虑到人家已经花钱买票来到了我们的地界，确实不能立即将人家驱逐出境，就安排他们住进固原招待所，派佐堂陪同他们略作参观后再礼送他们出境。佐堂陪着他们“到处”走了走，不经意间来到了固原南河滩农贸市场，看到有头戴白帽子的回族人在卖菜，俩美国青年就提出想参观清真寺。
固原的回族聚居区在宋家巷子，清真寺自然也在回族聚居区内，可宋家巷子是固原最脏最破的街道。不下雨时那坑坑洼洼的土路上到处是尘土和垃圾，下了雨就到处是泥泞，这样的街道自然“不宜”让外国人参观，但又不能直截了当说政府不让参观。机智的佐堂朝一个戴着白帽子的卖菜老头看了看，便眉头一皱计上心来。
他一边对两个美国青年说：“我来问问这回族老人，看他们是否同意让外人参观他们的清真寺。”一边走近菜摊问道：“你这葱多少钱一斤？”
卖菜的回族老头回答：“八分钱一斤。”
佐堂还价说：“五分钱卖不卖？”
老头说：“不卖。”
佐堂又问：“那么三分钱卖不卖？”
卖菜老头有点生气地说：“不卖！”
佐堂又说：“两分钱卖不卖？”
这老人见佐堂的还价居然是越来越少，就挥动着他那庄稼人粗糙得像榆树皮一样的手臂动怒似的对佐堂说：“走过，走过，我不卖！”（走过：即走开）
佐堂立即转身对两个美国青年“翻译”说：“这老人说不行，不行，我们的清真寺决不让外国人参观。”
两位美国青年听不懂一句中国话，何况是难懂的中国固原话，但却看得懂那卖菜老人挥动手臂表示坚决拒绝的“肢体语言”，所以便对佐堂的“翻译”深信不疑，当下只能耸耸肩表示自己的遗憾。
事后听佐堂后来对我们叙述事情的整个经过，我们都笑得前仰后合。
一九八八年，当听说他曾经的美国房东要来中国宁夏时，佐堂便笑嘻嘻地与我商量“换家”，即在客人来时，让我们住到他的家中，而他们一家四人临时住进我的家。因为当时我刚搬到一个有着七十多平米的新家里，雪白的墙壁和刚买的沙发都能代表固原的最高水平。
幸亏他那房东因故未来，佐堂的心才松弛了下来。这时他扮了个鬼脸说：“哈，我这个穷人却交了些富朋友，人家要真来了，我简直不知道该咋接待了。”
他第一次赴美归来时，我们当地的人都猜想他可能会得到大的提拔，他妻子也盼望丈夫能被提拔，但事实上他仅仅被“提拔”成为县级教研室教研员和县政协委员，这之后便再也不见动静了，因为他从来不去上面“走动”。大约他妻子也唠叨过有关他不会溜勾子的话（“勾子”即固原方言中的也），他就给妻子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用萝卜刻了一个固原县委员会的图章，蘸上我们办公室的印泥，将这个图章盖在一封“文件”上，那“文件”赫然写着：“特任命张佐堂同志为固原县副县长”。他的妻子连“13”也不能正确的书写，又哪能看得出“文件”的真假，还高兴得一个劲儿说：“平时你的嘴里总是藏不住话，这次这么大的事儿咋没听见你露过口风？”
至于事情露馅后，佐堂的妻子是如何“收拾”佐堂的，那我可就不得而知了。
佐堂现在已调往新疆石河子大学了，我们经常通过网络联系。二○○七年五月，他从我的
亲爱的博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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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西海固是我的故乡，曾经是、现在基本也是全国知名的贫穷地区。1986年我第一次出国前在北京语言学院（现改名北京语言大学）接受培训时，教育部普教司的一位官员在讲话中就特别强调说，当她看到出国教师中有宁夏固原的张佐堂时，心里很是高兴，因为“那个地方出奇得穷”，能有教师出国学习实在不容易。
“心灵泉”所描写的是文革前后的西海固，也正是解放以来该地区贫穷到极致的时候……
品味历史会使我们珍惜现在，更会使我们客观地展望未来。读“心灵泉”的文章，可以了解像西海固地区这样的“穷娃娃”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蹒跚脚步和艰难路程。
张佐堂的弟弟张佐臣不像哥哥那样轻松幽默，但却比哥哥显得老成练达。他高中毕业后考上了宁夏固原师专，后又拿到了上海第二外语学院的本科文凭，接下来又紧随兄长之后去了美国。二○○五年他曾回国探亲，我见到了他一家人。他告诉我，为求学他同样历尽了千般困苦。为打工没有他不会开的车，为挣学费没有他不愿做的苦活儿，辛苦挣来的美元是一美分一美分数着花的。好在佐臣目前已拿到了博士学位，被加拿大一个大学聘为教师了。
张佐堂哥俩可算是沐浴着改革的阳光雨露，奋斗崛起的一代山里娃。
我感谢改革开放给了他们这样的机遇，也感谢他们的留学成功启发了我，使我萌生并坚定了送女出国留学的念头，还感谢他哥儿俩的不懈奋斗给我提供了教育女儿的素材。于是，每当我发现女儿不够勤奋或者不够有信心时，女儿便常常“在那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转自心灵泉博客：http://wodexinlingquan.bokee.com/viewdiary.162911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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